欧盟委员会的结论是，谷歌的这种做法使得竞争对手没有机会创新、没有机会竞争。

由于老消费的需求刚性大、需求弹性较低，因此老消费的恢复重在增加居民收入、降息等宏观政策，以及疫情后人员、商品正常流动。显然与事实不符：总体来看，中国投资已经难以像过去十年、二十年那样再拉动GDP增长的50%以上，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18年是43.2%，2019年是28.9%,2020年是81.5%,2021年13.7%。

这种决策观念显然是错误的，在新的发展阶段，那些既不形成最终消费，又不形成现实供给，而是挖空心思编造出来的投资项目，才是所谓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从传导机制上看，促进消费复苏的办法有很多，可以从增加居民收入、推动地方政府考核机制转变、降低居民储蓄率、推动股市慢牛长牛、稳定老消费、刺激新消费等多方面入手。人口城镇化放缓无论对房地产还是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都大幅下降。稳消费还是稳投资的认知差异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经济决策部门习惯性地把稳投资作为首选。不久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老师在接受网易研究局的采访中认为，后基建时代的经济跟基建时代的经济是不一样的，增长的来源不一样，增速也不一样，商业周期也不一样，政府的角色肯定也不一样。

所以后面城镇化的空间在边际上放缓，前些年快的时候每年进城市的人口达到1.6%的城镇化率，现在慢慢放缓到1%以下。从实践效果来看，疫情之前每次稳增长，中国以稳投资为重点的政策不但见效快，而且有利于为长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设施。畅通国内大循环，顺应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需要，打造强大国内市场，贯通国民经济循环各环节，扩大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破除制约要素合理流动的堵点，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七是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完善规划实施机制，加强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开展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构建规划定方向、财政做保障、金融为支撑、其他政策向协同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确保规划目标任务胜利完成。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

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发展，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建设数字中国。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构建高质量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健全现代金融体系。

三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四是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构建一流营商环境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

完善城镇化空间布局，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完善大中城市宜居宜业功能，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二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全面完善产权制度，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进入专题： 十四五 。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谈及数字经济，特别要关注数字化实体经济的概念。政府应把注意力放到制定规则、维护公平竞争、提供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合理引导预期等方面，对具体技术路线不必过多干预，更多由市场竞争和产业发展进程来解决。打一个不大贴切的比喻，与实体经济相比较，互联网相当于通道，5G技术是其中的高铁，大数据是原材料，云平台相当于仓储，而人工智能则是机器设备。那是不是可以由此引出不应该发展金融和数字经济的结论呢？显然不是。

或者说，集中于产品生产出来后，如何到达消费者的领域。第三，实体经济数字化要摆正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关系。

随着这些业务的发展和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采取了外包服务等业态，被划入服务业领地。关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有两种观点。

比如过度金融化并没有提高生产力，它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在再分配社会财富。下一步，重点要逐步转向产品的生产过程。

虚拟经济的问题首先是过度金融化，比如房地产作为投资品过度炒作，金融活动过度自我循环。第二，实体经济的数字化重心逐步转向人工智能。金融和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有效融合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实体经济，一种是传统竞争力已经下降、过剩严重的实体经济。

事实上，传统的实体经济已经大量过剩，再增加供给也未必有市场需求和竞争力。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智能驾驶、算法推荐等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显示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巨大潜能。

这些行业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具有数字技术直接介入实体经济过程、重资产、就业人数多、供应链优化布局等特点，从而显著提高了生产力，形成了比较强的竞争优势。其他技术主要是产生、运送、储存、连接数据，而人工智能则是用数据生产出信息量更大、更有价值的数据。

作者：刘世锦，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来源：北京日报 进入 刘世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数字经济 实体经济 。还有一种情况是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快速发展，有些人认为这是偏离实体经济的虚拟活动。

一个地方生产性服务业发达，通常相对应的就是高水准的制造业。如果说消费和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是序幕的话，生产领域的数字化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大戏，也才能实质性提升实体经济的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议题是，把制造业和为之直接提供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加总起来进行观察分析，相应地提出一个制造和相关服务业的统计概念，这样才能客观全面科学地看待和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同发展。这两种说法听起来都有道理，但难免有所掣肘。

监管要跟上数字技术发展的步伐，平衡好与创新的关系。一种强调的是制造业很重要，是立国之本，比重必须要保持在一定标准之上。

因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数字经济发展是大势所趋，这些都是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的社会共识。另一种是数字化赋能、生产率大幅度提升的新实体经济。

如果由表及里，则不难发现，两者并非对立，而是相互支撑。从生产力的标准来讲，需要关注数字化实体经济在一些行业，比如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迅速发展。